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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要尽职履责,尽自己最大的可能,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来确保在海外我国公民的生命安全。
我们不能把今天的垫脚石变成明天的绊脚石。
腐败是人民政府的天敌,我们要用法治的思维,用制度来管权、管钱。
只要我们相互尊重、管控分歧、互利互惠,碰出的应该是和谐的声音,而不是刺耳的噪音。
中国经济又有着巨大的潜能和韧性,我们有能力也有条件使今年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我们要努力做到让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让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
我们不片面追求GDP,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贴近老百姓的GDP,提高质量效益、节能环保的GDP。
香港同胞历来是有着敢拼能赢的精神,会在未来全球竞争中保持竞争优势,保持繁荣。
所谓智者求同,愚者求异。中美双方要择宽处行,谋长久之利。
为了释放改革红利,尤其是让广大人民受惠,我们义无反顾。
两岸关系中重要的内容是人员往来和经贸合作。
对房地产市场要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重在建立长效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我们说要向雾霾等污染宣战,可不是说向老天爷宣战,而是要向我们自身粗放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来宣战。
推介中国的产品,维护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正当权益,这是作为中国总理份内的事。
今年要着重继续做三件事,就是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
马航失联飞机上有239名乘客,其中154名是中国同胞,他们的亲人心急如焚,他们的生命安危牵挂了中国政府和亿万中国人的心,现在我们也在盼来有消息,哪怕是一丁点好消息。中国政府已经启动了全面应急和搜救机制,现在到达相关海域的有8艘中国舰船,还有一艘正在驶向相关海域,而且我们还动用了十颗卫星进行信息技术支持,只要有任何疑点都不能放过。昨天我还和在前方的中国一艘搜救船船长通话,请他尽力再尽力。我们对卫星图象上发现的一些疑点,也在尽力地进行辨认。这是一场国际大搜救,有诸多的国家参与了搜救,我们也要求有关方面加强协调,并且一定要查明原因,找到马航的失联航班,妥善处理相关各方面的事宜。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绝不放弃搜救!至于问到中国的开放政策会不会变?不会,会继续开放,会有更多的中国公民走出国门,这会增加政府的责任。政府要尽职履责,尽自己最大的可能,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来确保在海外我国公民的生命安全。对于中国的航班安全工作,我们一直不敢放松,人命关天啊!谢谢。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毛寿龙教授:中国方面的信息是相当的及时和透明的,至于信息源出现的一些矛盾和混乱这个责任不在我们,中国反应是很快的,包括信息的发布。中国政府今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投入,出现此类事件后,在当地国家能力比较弱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出动警力,通过国际合作,确保公民的安全。
关于对中国经济有风险,甚至还有些不看好的报道,最近我也看到了,类似的报道可以说似曾相识,去年就有对中国经济下行的担心,但是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顶住压力完成了全年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对金融和债务风险我们一直高度关注,去年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我们果断决定全面审计政府性债务问题,这本身表明要勇于面对。审计的结果如实对外公布,表明债务风险是总体可控的,而且政府的债务率还在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以下。很多债务还是投资性的,但我们不能忽视其中存在的风险,正在加强规范性措施。下一步,包括采取逐步纳入预算管理,开正门、堵偏门,规范融资平台等措施。对于“影子银行”等金融风险,我们也正在加强监管,已经排出时间表,推进实施巴赛尔协议III规定的监管措施。我两会期间参加一个代表团的审议,有来自银行界的代表问我,是不是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偏高了一些?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但是我们只能这样做,我们不能把今天的垫脚石变成明天的绊脚石。至于你问我是不是愿意看到一些金融产品违约的情况,我怎么能够愿意看到呢?但是确实个别情况难以避免,我们必须加强监测,及时处置,确保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谢谢。
人民日报高级编辑、原国际部主任吴长生先生:金融的核心问题实际就是违约问题。尤其是对互联网金融也没有很好的办法,尤其是信托投资公司有那么多钱,去年就有一家发生违约的问题。违约个案出现过多起,包括山东就有。总理讲得不错,总体可控,但是并不等于个别都可控,因为现在好多地方债是不平衡的,往往是穷的地方债务越高,而还债的能力越低,好多把地作为资产来抵押,如果地价下滑,那就资不抵债,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中国党和政府反对腐败的意志和决心是一贯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有贪必反、有腐必惩,取得新成效,我们会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对于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我们实行的是“零容忍”。中国是法治国家,不论是谁,不论职位高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要是触犯了党纪国法,就要依法依纪严肃查处、惩治。腐败是人民政府的天敌,我们要用法治的思维,用制度来管权、管钱。今年要继续推进简政放权,而且要加快推进“权力清单”公布,界定权力的边界,防止滥用权力。对于社会公众高度关注的一些领域,比如像土地出让金收入、矿产权的转让等,我们要全面审计,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性措施,让权力寻租行为、让腐败现象无藏身之地。谢谢。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毛寿龙教授:腐败问题国内比较关注,国外也关注。过去腐败主要是出在几个领域,一是土地问题,我看很多人发财致富比较有钱的,一说都是做房地产或者做工程。二是做矿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纪委直接抓,一方面抓腐败,另外一方面抓制度建设。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是13亿人民的共同意志,这需要有和平稳定的周边和国际环境。我记得去年记者会快结束的时候,我说过,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也是不可动摇的。两者归结起来还是要维护稳定,为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早在60年前,中国和一些周边国家,就共同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四邻周边有时候难免有磕磕碰碰的情况,但是只要我们相互尊重、管控分歧、互利互惠,碰出的应该是和谐的声音,而不是刺耳的噪音。你的问题让我回想起去年访问东盟国家,比如到越南,我和越南领导人达成海上共同开发、陆上合作、金融合作三头并进的原则共识以后,也想听听民间的反应。我就晚上趁工作之余,到了一家小店,那个女店主当时就认出我了,她说欢迎中国客人来,我想这也是给她带来生意啊。我就问她你怎么看邻国的关系?她说还是和平友好吧。和平友好、和平共处,我想这是四邻百姓的愿望,我们需要一起努力,来扩大利益的交汇点,缩小矛盾点,这样就可以和睦相处,也是造福民众。谢谢。
人民日报高级编辑、原国际部主任吴长生先生:周边关系给大家印象是这一两年发生很多问题,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有一个大背景,就是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在这种情况下,一是要跟美国搞好新型的大国关系,另外是在美国明里暗里干预的情况下,怎么来和周边处理历史的遗留问题和发展中的一些新问题。树欲静而风不止,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坚持和平友好,但是有人他不让你和平友好,因为一和平友好了之后,中国就赢得了机会。他不想跟你撕破脸皮,但是他又不想让你平平稳稳的这么走。所以我们还得做好应对各种复杂情况和新矛盾的准备。
要说去年最大的挑战,那还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挑战。一度中国的中央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金融领域还有所谓“钱荒”,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超过了13%,而且用电量、货运量的增幅也大幅回落。国际上也出现了一些舆论,说中国经济可能要硬着陆,还给出了指标,说增长可能只有3%到4%。而对我们来说,财政和货币政策运用空间又很有限,宏观调控确实面临多难选择。怎么办?遇万难还须放胆。当然破困局要用智慧,我们保持定力,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明确了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就是增长和就业不能越出下限,通胀不能突破上限,而且着力促改革、调结构,让市场发力。正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奋斗,我们顶住压力,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现在我们看得更多的是困难和问题。今年挑战依然严峻,而且可能会更加复杂。我们既要稳增长、保就业,又要防通胀、控风险,还要提质增效,治理污染,多重目标的实现需要找一个合理的平衡点,这可以说是高难度的动作。但凡事不患难,但患无备。所谓磨好了斧子才能劈开柴。我想只要我们正视困难、直面挑战、趋利避害,就是遇事克难的成功之道。我们有去年应对经济下行的经历,中国经济又有着巨大的潜能和韧性,我们有能力也有条件使今年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谢谢。
李克强总理提到货运量和用电量,这是“克强指标”。2010年的时候英国《经济学人》总结出来的“克强指数”,他用三个数字来分析这个经济的运行状况,还有一个是银行贷款的发放量。
吴长生: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就是增加弹性。所谓的合理区间,一个是增长幅度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里头是可以容忍的,上限是防止通胀,下限是防止就业的紧张。再有一个就是通胀的指数,它也有一个上下限,我觉得这样的话,它就不是非此即彼,就有了比较大的回旋余地。
吴长生: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就是增加弹性。所谓的合理区间,一个是增长幅度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里头是可以容忍的,上限是防止通胀,下限是防止就业的紧张。再有一个就是通胀的指数,它也有一个上下限,我觉得这样的话,它就不是非此即彼,就有了比较大的回旋余地。
去年,中央政府把简政放权作为改革的先手棋,我们确实下了不少的力气,到现在一年的时间,仅中央政府下放取消的审批事项就有416项。更重要的是它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给企业松绑、让市场发力。结果企业找政府的少了,地方跑北京的少了,有个统计数字也可以表明这激发了市场的活力。去年新注册企业增加了27.6%,其中私营企业新增30%,这是十多年来最高的。这也表明简政放权是激发市场活力、调动社会创造力的利器,是减少权力寻租、铲除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想简政放权是重要的突破口、切入点。当然,放并不是说政府就不管了,我们讲的是放管结合。要让政府有更多的精力来完善和创新宏观调控,尤其是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对一些搞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侵犯知识产权、蓄意污染环境,违背市场公平竞争原则的行为,那就要严加监管、严厉惩处。放管结合都要体现公平原则。当然,我们在推进简政放权当中,也确实遇到了像避重就轻、中间梗阻、最后一公里不通畅等问题。开了弓哪还有回头箭?我们只能是一抓到底、一往无前。我们还要继续去啃“硬骨头”,至于说到什么程度满意,那就是正确地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我们要努力做到让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让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调动千千万万人的积极性,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断地注入新动力。谢谢。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毛寿龙:讲到简政放权,去年一年基本上集中在投资领域,也就是说对企业的很多东西放了。西方国家一般来讲更多重视市场的力量,李克强总理也特别重视市场的力量。行政管理一个非常大的困境,就是你管和不管的问题。管了吧,责任都是你的,你管不好。不管吧,最后责任还是你的。但是法律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法律就说是该你管的,你管不好的,那是你的责任,但是不该你管的,责任也不是你的。
这使我想到上个月23号,G20,也就是20国集团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发布了一个公报,提出要在原有政策的基础上,把GDP在5年内再提高2个百分点,以增加就业。在我的印象当中,G20这么说可能还是第一次,这表明主要经济体更加看重增长和就业的关系。没有就业就没有收入,也难以增加社会财富。我在基层曾经访问过一些“零就业”家庭,一个家庭没有一个人就业,真是毫无生气,没有希望。现在我们全国每年要新增城镇劳动力就业1000万人以上,还要给六七百万新增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留有一定的空间,所以要有合理的GDP增速。当然,我们既然说GDP增长的预期目标是7.5%左右。左右嘛,就是有弹性的,高一点,低一点,我们是有容忍度的。至于你说可以接受的下限是什么,那就是这个GDP必须保证比较充分的就业,使居民收入有增长。我们不片面追求GDP,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贴近老百姓的GDP,提高质量效益、节能环保的GDP。谢谢。
2013官方测算,要新增就业人口1200万人,失业率4%左右,需要经济增长率是7.2%。今年大学毕业生727万人毕业,前所未有的多,就业压力对GDP压力很大。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毛寿龙:总理基本上还是讲宏观政策的就业指标,也就是说,就业充分,老百姓收入能增长,经济发展的规模是可以接受的,可以容忍的。实际上政府就是提供一个公共平台,让大家都去充分就业,你给每个人更多的空间,他是可以创造财富的。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毛寿龙:总理基本上还是讲宏观政策的就业指标,也就是说,就业充分,老百姓收入能增长,经济发展的规模是可以接受的,可以容忍的。实际上政府就是提供一个公共平台,让大家都去充分就业,你给每个人更多的空间,他是可以创造财富的。
这几年,世界经济可以说是跌宕起伏,在这种严峻复杂的环境下,香港能够站住脚跟,保持繁荣,本身就表明香港经济有竞争力。香港在祖国内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现在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经济升级,也给香港发展带来更大的空间。中央对港澳的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中央政府也会继续支持香港,保持并且提升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内地在进一步扩大开放服务业,香港在这方面是有专业优势的,近水楼台可以先得月,我相信香港同胞历来是有着敢拼能赢的精神,会在未来全球竞争中保持竞争优势,保持繁荣。谢谢。
人民日报高级编辑、原国际部主任吴长生:香港的深层次矛盾还是存在的,当然中国这个大的经济不变,它就有活力。香港企业最近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实际上是享受了中国内地改革开放红利,所以养成了一种惯性思维,就是赚快钱,这是非常大的问题。从长远角度上来讲,你没有后备的产业后手很容易后劲不足,所以连续好几年他们老担心香港的优势弱化问题,实际这个也反映他们的一种心态。但是怎么来强化这个?我觉得李克强讲得很对,就是说你的服务业是你很大的优势,原来你是制造业,现在你应当发挥服务业的优势。
中美关系实质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去年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加州庄园会晤达成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共识,那就是互不冲突、互利共赢。当然,中美因为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对一些问题存在分歧,这是客观的,在合作当中有摩擦也是事实,但这是合作中的“烦恼”。我们只要相互尊重,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管控好分歧,平等磋商,尤其是注意扩大中美的共同利益,就可以提升中美关系的水平。中美的共同利益可以说是远远大于分歧,去年我们双边贸易额达到5200多亿美元,粗略算的话,每一个工作小时,中美之间可能有1亿美元的生意已经做成了。何况我们现在还正在进行中美投资协定的谈判,中美合作的潜力巨大,要在增强互补性上多做文章。所谓智者求同,愚者求异,变是向有利于中美双方、有利于两国关系稳定的方向去走,还是要择宽处行,谋长久之利。谢谢。
中美关系也是每次必问的关系,当然可能根据国际背景不同具体问的内容也不同。今年还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是去年提出的,搞了一年多之后,到底有什么进展,最大的障碍是什么都很令人关注。
人民日报高级编辑、原国际部主任吴长生:在外交部长的记者会上也问到这个问题,我记得王毅部长讲了两个字,就是“尊重”。刚才克强同志也是讲到这个问题,就是承认各自的核心利益。
人民日报高级编辑、原国际部主任吴长生:在外交部长的记者会上也问到这个问题,我记得王毅部长讲了两个字,就是“尊重”。刚才克强同志也是讲到这个问题,就是承认各自的核心利益。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也就是要把改革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我回想了一下,去年以来国务院开了40次常务会议,其中有30次是研究改革相关的议题,即使是其他议题我们也是在用改革的精神研究和推进的。其基本取向那就是让市场发力、激活社会的创造力,政府尽应尽的责任,让人民受惠。这也使我回想起30多年前,我在农村做村干部,那时候起早贪黑,恨不得把每个劳动力当天干什么都给定下来,结果呢?到头来就是吃不饱肚子。后来搞承包制,放开搞活,农民自己决定干什么、怎么种,几年时间温饱问题就解决了。当然,我们现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目标要有个过程,但古人说“吾道一以贯之”,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假以时日,必有成效。我们要全面深化改革,但是也要抓牵牛鼻子的改革,在重点领域要有所突破。今年我们还要继续推进简政放权,让市场发力,有效规范地发挥作用;还要把财税金融改革作为重头戏,包括给小微企业减免税费方面有新的举措,给市场助力;以结构改革推进结构调整,深化国企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放宽市场准入,尤其是在服务业领域,像医疗、养老、金融等,让市场增强竞争力。诸多的改革我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都说了,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关键还在于推进落实。当然,改革会触动利益、会动“奶酪”,你放权,有些人的权就少了。放宽市场准入,增强市场竞争力,现有的一些企业就会感到压力。但是为了释放改革红利,尤其是让广大人民受惠,我们义无反顾。谢谢。
毛寿龙:改革逻辑基本是这样的,一个是现实逻辑,一个是思维逻辑。思维逻辑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但现实逻辑往往是发现问题然后去改。所以一方面说是先发展市场,市场发展以后让政府的一些问题先暴露出来,然后再来改革政府,再进一步促进市场的发展。李克强总理讲要改革传统上政府管的一些东西,也要改革经济学里面认为最好由政府来管的一些事情,他给市场的空间应该是非常、非常大,一直到财政、金融、民生领域都是这样。
两岸是手足同胞,一家人,此话可以说常讲常新。你刚才列举了两岸关系进展的一些事实,我也想讲一件很有趣的事。去年两岸的媒体共同把“进”字作为两岸年度汉字。这个字可以说反映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趋势,也反映了两岸民众的期待,我也期待着在新的一年两岸关系有新的进展,再进一步。我认为两岸关系中重要的内容是人员往来和经贸合作。去年两岸人员往来已经突破80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希望继续保持这样一个好势头。两岸还在就ECFA后续协议进行商谈,希望早出成果,造福两岸的民众和有关企业。借此机会也请你转达我对台湾同胞新的一年的祝福。谢谢。
吴长生:这个“进”字应该是大家共同的期待,因为这几年的基础已经打得很好了,但是现在有点焦灼,究竟怎么来进一步突破,确实是需要两岸的智慧和勇气。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央新的领导阶层态度一直是积极主动的,包括李克强总理刚才提到两岸主管部门负责人的见面,这也确实是一种突破。但是具体再进一步怎么走,我觉得还是需要突破阻力。
房地产问题是个大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居民住房问题。让人民群众住有所居,这应该是政府奋斗的目标。我们需要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不同城市的情况,分类施策、分城施策。政府还是要用更多的精力、更大的力度来解决好群众的基本住房需求问题。现在我们国家城镇集中连片的棚户区还居住着上亿人,可以说不具备基本的生存条件。几百个人一个旱厕,特别是北方,到了冬天居民入睡要戴着棉帽、穿着棉衣,这可以说是政府心头之痛。所以今年我们要继续加大棚户区改造的力度,至少要再改造470万套以上。当然,我们也要推进公租房等保障房建设,并且实行公平分配,让新就业的年轻人和长期进城务工的人员缓解住房困难。在这方面,我认为干一寸胜过说一尺。对于合理的自住需求,也要有相应的政策支持,包括增加普通商品房供应。对房地产市场则是要因城因地分类进行调控,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重在建立长效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谢谢。
吴长生:“分类指导”这是李克强特别强调的。原来的调控是全国统一调控,结果效果并不理想。现在分类指导,这应该说是一种进步。另外思维上有一个调整,民有所居不是说必须得有产权,所以他加大了棚户区改造和公租房的建设,就是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这样划分清楚。如果全部推入市场,没钱的人没办法。
我说要向雾霾等污染宣战,这是因为这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许多人早晨一起来,就打开手机查看PM2.5的数值,这已经成为重大的民生问题。我们说要向雾霾等污染宣战,可不是说向老天爷宣战,而是要向我们自身粗放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来宣战。我们去年出台了国务院治理大气污染的十条措施,在161个城市进行PM2.5数值的监测,这在发展中国家是最多的。这不仅是要让人民群众提高自身防护的意识,更是给政府增加责任。今年我们主动加压,加大降耗力度,也就是确定能源消耗强度要下降3.9%,而去年实际完成是下降3.7%,这意味着要减少2.2亿吨煤炭消耗。对包括雾霾在内的污染宣战,就要铁腕治污加铁规治污,对那些违法偷排、伤天害人的行为,政府绝不手软,要坚决予以惩处。对那些熟视无睹、监管不到位的监管者要严肃追查责任。当然,雾霾的形成有复杂的原因,治理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我们不能等风盼雨,还是要主动出击,希望全社会,政府、企业、社会成员,大家一起努力,持续不懈地奋斗,来打这场攻坚战。谢谢。
2013年,雾霾波及25个省份、100多个城市,雾霾天气令人触目惊心。网民花在购买口罩、空气净化器、室内跑步机等物品上的钱,即网民为霾买单8.7亿元。
毛寿龙:雾霾主要还是烧煤的问题,现在发展电力主要是靠烧煤,北京还好一点,像南京,南方的一些大城市一年四、五千万吨煤,北京两千万多吨煤,河北有三个钢铁厂,还有陶瓷厂,还有制药厂,全是雾霾。
毛寿龙:雾霾主要还是烧煤的问题,现在发展电力主要是靠烧煤,北京还好一点,像南京,南方的一些大城市一年四、五千万吨煤,北京两千万多吨煤,河北有三个钢铁厂,还有陶瓷厂,还有制药厂,全是雾霾。
推介中国的产品,维护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正当权益,这是作为中国总理份内的事。我去年访问中东欧的时候,曾经跟他们的领导人说,如果你要建高铁、核电,在同等质量下,用中国的装备可能是建设最快、成本最低的,我有这个底气。中国的经济要升级,出口产品也要升级,我们不能总是卖鞋袜、衣帽、玩具,当然这也需要,但中国装备走出去可以在世界市场上接受竞争的检验,提质升级。而且这样做也有利于各方,因为我们装备的很多零件是全球采购的,一些技术也是购买来的,中欧和相关方面,就装备走出去进行合作可以实现互利共赢。不过我还想通过各位向中国企业转达一句话:你们可是要尽力啊,我们对中国装备质量等做了承诺,可不要让这个承诺落空啊。请中外记者给予监督。至于你说到去年的光伏案,中欧作为最大的贸易伙伴,规模很大,摩擦难免发生,但是只要我们相互尊重,妥善地协商,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像最后光伏案的解决,可以说是成功的案例。我可不希望因为个案,而且比例很小,来丢掉“中欧是最大贸易伙伴”的帽子。说到中欧关系,我还要说,中欧都主张世界多极化,也主张投资便利化。中欧企业相互进入、相互投资,这是大趋势。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相信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进程当中,只要我们对等、公平、便利地推进,为企业创造条件,中欧的相互投资额会不断地攀升,经济的融合度也会不断地加深。谢谢。
吴长生:实际总理这里面讲的“融合”是很重要的。去年他之所以能够把光伏问题解决的比较好,一个客观原因就是德国很多企业实际上是受惠于中国的这些光伏企业产品,所以反的只是个别的,如果没有这个背景,只是说中国一家在那儿倾销,德国全部受害的话,这也会不灵的,所以我觉得他讲融合也是讲到点子上了。
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尤其是民生问题,应该是政府工作的重点。今年要着重继续做三件事,就是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第一是保基本。也就是说要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基本养老、住房等诸多方面来构建一个完整的社会保障安全网。我们现在基本医保已经总体覆盖全民了,基本养老的参与人数也超过8亿人。但是群众还有反映,比如接续难、转移难这些问题,我们要继续巩固和扩大这些基本的社会保障。今年适当时候要提高基本养老金的标准,而且要解决或者说逐步解决碎片化的问题,整合城乡医保,推进养老保险并轨,构建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网。第二是兜底线。因为国力所限,我们基本保障的标准还是低水平的,总会有一部分人因病、因灾等特殊原因陷入生活的窘境,基本保障兜不住,还要进行社会救助。我们绝不能让无家可归、因贫弃医等现象频发。将心比心啊,政府工作人员应该以百姓之心为心。所以前不久我们出台了新的社会救助管理办法,就是要让这些特殊困难群众求助有门。第三是促公平。我们保基本、兜底线,还是要为了解除人民群众就业、创业的后顾之忧,还是要采取措施,尤其在一些领域要有更有效的办法,让就业、求职机会公平,让创业有公平竞争的环境,特别要注重起点公平,也就是教育公平。我们要继续增加农村贫困地区的学生上重点高校的人数,今年要增加10%以上,并且要加大农村贫困地区薄弱学校改造的力度。政府就是应该创造条件,让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奋斗有公平发展的机会,我们要把公正贯彻到社会的最底层。谢谢。
建立健全包括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受灾人员救助以及医疗、失业、义务教育、住房、临时救助等专项救助在内的社会救助制度,对促进社会公正,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果实,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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