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王坝村几面大山的背后是螺丝水河。上世纪６０年代开始，由当地公社牵头，草王坝大队、健康大队、胜利大队共同开建“红旗大沟”，想引来这稳定的水源。黄大发任指挥长。

当时，修这条水渠，中间必须打通一条长１１６米的隧道，公社认为技术难度太大，黄大发就带着群众自己干。

黄大发先用农村土办法确定水平线：竖起竹竿测量，人眼两边“校瞄”。洞口越打越深的时候，黄大发用耳朵贴着山听，指挥群众往声音一致的方向打，耳朵都磨起了老茧。最终，隧道打通了。

但是，由于缺乏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用黄泥巴敷成的渠壁难经风雨，水渠修修补补十几年，没法再用，在上世纪７０年代被废弃。

“刚修渠的时候我才几岁，十几年里父亲经常不在家里，都和大家在工地上。修渠失败的时候，我已经上中学了，那时候父亲经常在家里发呆，我知道他很伤心。”黄大发的二儿子黄彬权说。

但是，黄大发没有放弃。

１９７６年，遵义县水电局干部黄著文来到草王坝，住在黄大发家里。“小个子、有干劲，满手的茧握手扎着疼。”这是黄大发给黄著文的最初印象。彻夜长谈中，黄大发再次表明了修渠的决心。

再次见到黄大发，是１９９０年腊月，那天下着大雪，已经成为遵义县水电局副局长的黄著文晚上回家，看到了来访的黄大发。“１０多年了，但一眼还是认出了他。他穿着破解放鞋，没有袜子，脚趾露在外，一身单衣冻得发抖。”

黄大发的挎包里，装着一份沉甸甸的修渠申请。

“我走了两天到县里，就是要找你。我要修螺丝河工程，想请你帮助立项。”“我是村支书，有责任修通水渠，解决村里人畜饮水，不然贫困老是改变不了。”“我要实现通水愿望，这一次，拼了命也要干。”……

水渠工程立项了，摆在黄大发面前的第一道难关就是凑钱。

按照当时的政策，修建这样的工程，国家补助材料、匹配一定资金，村民要投工投劳，须自筹部分资金。算下来，全村９００多人，要凑１．３万元。

当年，村民的年人均纯收入仅为８０元。

黄大发召开村民大会，提出了每家每户凑钱的要求。作为村支书，他率先拿出了１００元。

修建水渠的热情被再次点燃。当晚，有的村民就外出借钱了。第二天一大早，出村小路上满是赶着牲口，背着鸡蛋、黄豆、蜂蜜的村民，他们要到附近集市卖了换钱。

村民杨春友说：“盼水盼了几十年，有机会修水渠，家里生活再苦都要支持。”

也有村民反对。以前那条半途而废的水渠是村民心头的伤疤，有的村民说：“修得通，我手掌心煮饭吃。”黄大发回答：“修不通，我拿命来换。”

妻子徐开美劝他，晚几年，等大家经济条件好点再修。黄大发说：“修水这事等不得，再难也要上。水不通，大家经济怎么好得了？”

第三天，１．３万元凑齐。遵义县水电局领导感动地说：这不是工程款，是草王坝群众的心！

１９９２年正月初三，大雪天，开工了。

黄大发扛着钢钎，带着几百人的队伍往山上进发。

每２０米水渠被确定为一个桩号，每个桩号按照施工难易程度确定不同数量的人工，每个家庭按照土地多少确定要投劳的人工……

“干部干，群众看。”黄大发说。从材料运输到实地施工，年近６旬的黄大发总是冲在最前面。放炮需要的炸材，是他来回步行３６公里到乡镇背回来的。筑渠需要的水泥，也是他亲自到县城“押运”回来的。有一次运水泥车行至半路突遇暴雨陷入泥潭，黄大发担心水泥被偷，硬是在水泥包上睡了一夜。

修建水渠要经过３座大山、大小９个悬崖、１０多处峻岭，大土湾岩、擦耳岩和灰洞岩最为险要，要从悬崖峭壁上打出半幅隧道才能通过。

在修擦耳岩段时，一处倒悬的崖壁无法测量，专业施工人员都不敢下去。黄大发二话不说，把麻绳系在自己身上，让人拉着吊下悬崖，像半空中飘飞的鹰。

吊到悬崖背后，大家看不到他了，吓得大气都不敢出。这时候，黄大发在下面大喊了几声，证明自己没事，大家这才放了心。

当时在现场的村民沈秀贵说：“没有黄大发带头，这个工程修不起来。”

有几次，黄大发几乎与死神擦肩而过。在修一个隧道时，炮响之后黄大发第一个进洞打钢钎。钢钎拔出来才发现，上面的黄泥赫然粘着一根未引爆的雷管。刚开始，装药炸山，由于缺乏经验，黄大发还没走出“雷区”，村民就开始放炮，黄大发情急之下趴在地上，用背篼罩头躲过危险。从此之后，工地上多了一条“安全规则”：炸药发放后以吹哨为令，第一声准备，第二声警告，第三声点炮……

从开工修建主渠，到所有支渠完成，总共花了约３年时间。黄大发说，这么长时间的持续施工、拧成一股绳的关键是“党员带起头，大家一起干”。

如今，参与修渠的村民回忆当年的场景仍激动不已。７２岁的徐开诚说，每天６点刚过，２００多名村民背着钢钎、二锤，带着苞谷干粮出发，下午６点放工回家。水泥和沙都要靠人背马驮。冬天，是农闲挖渠的好时节，大家刨开积雪，一寸一寸凿，一尺一尺敲。中午，大家围在一起，找几把干柴点燃取暖，烤土豆当午饭。为了早一天通水，有些群众甚至晚上就睡在渠上。

修渠期间，黄大发的女儿和孙子相继因病去世。有一年年关将近，黄大发把家里的猪卖掉得了１００多元钱，徐开美以为是给女儿买药的钱，结果黄大发拿去垫钱买了修渠炸药。

“埋怨有什么办法，家里扯他后退，他怎么干得了工作？”徐开美说。

１９９４年，水渠的主渠贯通。

清清粼粼的水，第一次满满当当地流进了草王坝村，流进了亘古干旱的坡地。

村里孩子们跟着水流跑，村民们捧着清澈的渠水大口大口地喝：“真甜啊，真甜！……”

从来没见过黄大发流泪的村民发现，老支书躲在一个角落里，哭了。这眼泪中的滋味，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

１９９５年，一条跨３个村、１０余个村民组，主渠长７２００米、支渠长２２００米的水渠终于完工。群众以黄大发的名字命名这条渠，叫它“大发渠”。

“即使用现在的眼光看，这水渠仍是工程奇迹。”黄著文说。

通水后，黄大发又马不停蹄地带领群众“坡改梯”。

夜晚，平时寂静漆黑的山村被点燃，山坡上、土地里灯光闪耀，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村民们在黄牛头上、自己脑门上套上灯，彻夜挖土、筑田、放水……

村民徐国树家“坡改梯”后有了４亩梯田，全部种上了水稻。１９９６年，亩产达到１０００多斤。他一直记得打出米那天，家里煮了满满一大锅、足足５斤多米饭。从米下锅起，一家人什么都不干，围着灶台坐着，等着，笑着。揭开盖的那一刻，一股从没有过的清香，扎扎实实地钻入鼻子，直入胃里，沁入心里……

“真是吃得肚子好胀，好高兴！”多年后回忆起那顿饱饭，徐国树念念不忘。

村里的稻田从２４０亩增加到７２０亩，每年收稻谷８０万斤，村民从此吃饭不愁。还有村民种上了高粱，收获后卖给附近茅台酒厂，带来了更多收入。

接下来，黄大发要实现他修学校、通路、通电的梦想。

村民徐国棋记得，水渠修通后，黄大发把大家喊来开院坝会，商量集资修建学校的事。

“如果有文化，渠早就修成功了。我们村文化低，出去都直不起腰杆，娃儿不读书哪来出息？”

全村群众又一次咬紧牙关，全力投工投劳建学校。而今，２０年过去，草王坝走出了２０来个大学生。

接下来是修路。团结村通往外界只有一条泥巴小道，要趟过两条河，翻过一处悬崖。一发大水，村庄即成孤岛，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５年，有５个村民涉水溺亡。

１９９５年春节刚过，黄大发只身前往遵义县，向有关部门申请修建通村公路。政府补助的资金用于购买炸药等，村民在黄大发带领下投工投劳。

修渠的情景再现山村。每天１００多名村民上工，大家齐心协力，４公里的通村公路很快铺通。

１９９６年，村里通电工程启动。黄大发带头拿出１００元，村民再次凑钱１万元。为节约电杆钱，每２户村民“承包”一根电杆，上山砍树；一圈上百斤重的电线，村民挽在肩头往前拉……草王坝村，终于亮起了电灯。

村民夏时江，购买了村里第一台黑白电视机。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黄大发和１００多名村民一起，在夏时江家收看了香港回归庆典，大伙儿鼓掌把手心都拍红了。

带领群众奋斗５０多年，黄大发走遍了村庄周边的山山水水，但最远只到过８０公里外的遵义市。

不抽烟、不喝酒；不吃鸡鸭鱼，不管家中事。这位８２岁的老支书把一辈子的时间都交给了村里工作，把所有的心力和精神都放在“领着大伙儿干”上，将乡亲们带上致富路。

村民徐国树家养了９年的山羊，现在有６０只，去年卖羊收入２万多元。他说“有了水，才养羊；有了羊，才有钱”，靠着养羊收入，他把２个子女培养成大学生。

脱贫的热情涌动在草王坝的家家户户。新扩并的团结村还有许多贫困家庭，去年，老支书黄大发参加政府的脱贫攻坚考察，认定了辣椒和柚子产业。经过论证，当地政府决定将之作为扶贫攻坚重点产业进行推广。

黄大发到村民家里做动员工作，让两大产业顺利落地。“他有这样的号召力，我们相信他。”村民黄兵旺说。

２０１５年，遵义有关领导了解到，这位８０岁的老支书有个心愿，就是有生之年能去省城看一看，于是决定满足他这个心愿。

时任平正乡办公室主任的徐飞回忆，那天，他们来到村里，发现黄大发和老伴已经穿戴整齐在村口等着了。到了贵阳，老支书既没有提出到风景名胜去逛逛，也没有要求去商场转转，而是提出去贵州省委看看。

站在省委大门口，黄大发注视着飘扬的五星红旗，看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的石碑，一言不发地站立着……

就这样，默默站立了１０多分钟，黄大发回身对陪同人员说：心愿了了，可以回家了。

陪同人员问：到别处看看吧？黄大发把头一摇：“党组织信任我，把草王坝村交给了我，现在，渠通了、电通了、路也通了，我交上答卷了。”

又一个春天，来到了草王坝。但见田间地头，黄大发率领群众新栽下的柚子树抽出新芽，翠绿欲滴。

这块几代共产党人奋斗的红色土地上，生机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