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２０１６年开始，“共享单车”风靡全国。作为发源地的上海，也一跃成为拥有全球最大规模智能“共享单车”的城市。

在实际操作中，“方便”也衍生出了新问题——轨交、公交站点门前成了“共享单车”无序停放的“重灾区”，甚至占满人行道，堵住进出口。

强行扣押或搬走，只会导致“三输”：政府管理浪费人力，单车公司资产受损，需要骑车的市民用不了。正视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市民、企业、政府共同参与管理，才能破解阶段性矛盾，优化城市的公共交通出行生态。

今年２月，上海普陀区真如镇街道与摩拜单车达成战略合作。街道在辖区内划定非机动车停放区域，适当扩大范围。摩拜则参与普陀的智慧城市建设，将运营管理中积累的用户信用记录，纳入区级信用信息管理平台。

同时，政企双方还将共同完善社区志愿服务的激励体系，对主动参与活动的居民提供免费骑行券。

“这一创新模式激发了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活力，也为企业合理配置公共交通资源提供了精确依据，最终使市民的出行权益得到更好保障。”摩拜运维负责人贺涵秋说。

上海市法学会副秘书长汤啸天说，超大城市的精细化管理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人的问题。发动各方共建共治共享，让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精准对接人民群众的切身需求，才能“缝”出城市治理的匀细线脚。

共建共治共享，在部分区域已经产生了奇妙的融合效应。作为上海嘉定老城厢的嘉定镇街道，常住人口７．７万人。几年前，有居民主动找到居委会，提出希望在自家住所内设点开展邻里活动，街道于是顺势而为，搭建了社区建设与治理的新载体——社区“睦邻点”。

记者走访看到，有些睦邻点因讨论社区公共事务聚在一起，如“帮帮乐”“老娘舅”等；有的因相同志趣而相聚，如“歌声与微笑”“活力妈妈”等；还有相近职业、境况的居民聚在一起，如“你我同行”“新上海人”等。

“从‘为民做主’到‘让民做主’，带来的改变是多方面的。像‘睦邻点’这种载体，不仅促进了居民自治和社会和谐，也提高了城市管理和为民服务的水平。”嘉定区区委书记马春雷说。

越来越多的上海市民在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中提升了“获得感”。

普陀区万里地区过去存在“最后一公里”问题：不少公交车设立了“万里站”，但都不深入社区，居民下了车要回家，还需要走上很长一段路。

居委会广泛征求意见时，有居民提出：家乐福万里店的班车，正好可以涵盖万里社区各个小区出入口，就提出是否能将家乐福班车作为小区班车。万里街道在与家乐福万里店进行沟通磋商后，由政府出资补贴，将该店原有超市班车资源整合。

去年３月，“万里环线”开通，途经１６个站点，基本涵盖了万里社区各个小区出入口，还包括大型超市、学校和轨道交通站点等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地点。

“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的出发点，就是要找到百姓需求点，再利用自治共治的支点，通过政府这个‘杠杆’来解决群众的难点和痛点。”普陀区区委书记施小琳说。

在“饿了么”订餐平台上，一度可以搜到三家名为“风味农家”、地址却不同的饭店，用的都是同一个证件。近期，记者跟随市场监管部门在上海市徐汇区执法检查时，发现了上述情况。

对于网络订餐中出现的“一证多店”行为，上海食药监部门表示，一旦查实，就要严格依照最新实施的《上海食品安全条例》予以处罚。

立法先行、依法治理，是上海在城市治理中始终坚持的原则。为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上海市人大去年表决通过了《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这部地方性法规在修订过程中，条文数量从６２条增加到１１５条，修订幅度达９３．８％。通过全过程、全环节、全覆盖，力求去除食品安全监管中的空白。

“如果说‘绣花’管理要有图样，这个‘图样’就是法律法规。”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委巡视组组长刘卫国说。

法律法规制定的过程，也是共识凝聚的过程。比如，针对燃放烟花爆竹等群众关注的事项，上海摈除“一禁了之”的简单粗暴，通过前期调研、专家论证、人大审议等多道程序，结合城市不同区域的特点，有针对性提出解决方案，使得禁燃禁放能够真正落到实处。

徒法不足以自行。有的城市顽症，相关法律法规已经制定，但在执法层面出了问题，这就需要执法者敢啃“硬骨头”。

今年３月下旬，新修订的《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执行首日，上海市黄浦区的交警一上午就查扣了２０辆左右“套牌”、无牌的电动车。这些违法车辆不仅被暂扣，骑车人也将按照《条例》新的规定，面临比过去更严厉的处罚。

根据《条例》，开车玩手机、连续变换车道、未按标准配备儿童安全座椅……以往不算事儿的行车习惯，今后都有相对应的处罚条款。

通过立法来固化行之有效的做法，通过执法来体现法律法规的硬度。越来越多的上海市民，既成为守法的监督者，更成为法律的受益者，“法自在人心”的可喜局面正在中国的最大城市出现。

精细精准，不跳针脱线；一丝一缕，不急躁冒进；以人为本，不违背初心——上海的“绣花”实践表明，只有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城市治理才能交出党中央满意的答卷。（记者陆文军、何欣荣、吴振东、朱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