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科摩罗短时间内实现了从疟疾高度流行区向疟疾低度流行区的转变，结束了困扰多年的疟疾流行问题——很多人好奇，中国人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这还要从小小的蚊子说起。疟疾，中国人俗称“打摆子”，是由疟原虫寄生于人体，通过蚊媒传播所引起的疾病。

“防蚊灭蚊，防不胜防。抗疟不能走以前的老路。”作为长期研究疟疾的科学家，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青蒿研究中心主任李国桥说，过去人们对疟疾的防治主要是通过防蚊灭蚊阻断传播途径，但这种方式收效慢、效果有限。

他的学生、广州中医药大学热带医学研究所所长宋健平教授说，当前世界范围内主要有广泛喷洒药剂、用杀虫剂浸泡蚊帐、筛查疟原虫阳性病人、间歇性干预等措施防控疟疾。这些都是建立在发达国家医疗卫生条件和能力基础上。

“然而，这并不符合科摩罗等非洲国家的实际。我们走访发现，非洲很多居民的住地连墙都没有，四面通风，一些热带地区高温炎热，挂不了蚊帐；还有一些疟疾高发区交通不便，例如在多哥，很多村民得不到及时救治，也因为经济原因看不起病。”

基于上述原因，李国桥团队调整了防蚊灭蚊这一防治思路，提出青蒿素复方快速灭源除疟的方法，即通过全民服用青蒿素复方，消灭人群体内的疟原虫，从而消灭疟疾源头的办法。

“说白了，我们就是在与蚊子的寿命赛跑。”李国桥教授说，如果全民连续两个月服两次药的话，可以让人体内60天没有疟原虫，而蚊子的寿命大约1个月，等到上一批携带疟原虫的蚊子死去，新一批蚊子即使叮咬了人也不再携带疟原虫，依此，问题迎刃而解。

中医讲求“整体观”“辨证施治”，“辨证施治”也即通过辨清疾病的病因、性质、部位等，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在制定科摩罗的抗疟策略时，李国桥从中医理论中获得启发，因地制宜，确定“首先控制传染源、再控制传播媒介”的策略。因为科摩罗是岛国，与外界相对隔绝，人口流动导致的输入性疟疾病例较少，“全民治疗”能够取得成功。

“全民治疗”，意味着没有疟疾症状的人（其中多数是疟原虫携带者）也要服药，如何说服科摩罗人接受这个观点呢？

2007年在莫埃利岛的“全民治疗”启动仪式上，时任科摩罗总统桑比和时任科摩罗副总统伊吉利卢亲自做动员讲话，并带头服药。2012年，时任科摩罗总统伊吉利卢在昂儒昂岛“全民治疗”启动仪式上也带头服药。在总统的示范下，科摩罗卫生部长、宗教长老等有声望的人都带头服药，观望中的居民也都开始配合服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全民治疗”后，2014年和2015年，莫埃利岛和昂儒昂岛先后清除了疟疾（无本岛感染病例）。

今年3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一栋幽静的教学楼实验室里，李国桥团队的研究人员正在研究新一代的药物。

在实验室内，存放着数万份含有疟原虫的血液样本，别人唯恐避之不及，李国桥却亲密接触过。在多年前，为了研究有效的抗疟办法，他曾两次将带有疟原虫的血液注入自己体内。

如今牛津大学的医学教科书，仍记载着当年李国桥和同事以身试“法”的数据和研究。

50多年来，从中国的海南、云南，到东南亚的越南、柬埔寨、印尼，再到非洲的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多哥等国家和地区，不少有疟疾的地方，都留下了李国桥团队的身影。

和疟疾的抗争，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

李国桥、宋健平、宋健平的学生邓长生等，前赴后继来到了非洲。在工作高峰期，这个团队有14个人驻守科摩罗。

触目惊心的贫穷与糟糕的卫生条件，让他们记忆犹新。“三块石头支起一口锅，里面是黄色的‘糊糊’，这是不少当地家庭一两天的粮食。”宋健平说。

团队的工作、生活也极其不便。80后博士邓长生说，他们团队中，每一个队员几乎都患过登革热等传染病。因为蔬菜短缺，他们种过丝瓜、苦瓜和菜心。研究数据必须带到科摩罗首都去才有条件处理，一天只有8个小时有电，拨号半个小时才能上网，20K的文档，经常发很久也没发出去。工作，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一点一滴完成的……

坚持，是对坚守者的褒奖。消灭一种传染病，是广东这支团队的不懈追求。

宋健平说：“父亲是乡村医生，我从小跟父亲拔草药，没有想过有一天能够来到非洲，帮助非洲对抗疟疾。如果疟疾消灭了，我还会将目标转向其他传染病领域。”

“常常有人问，教授您年纪大了，为何还对非洲的疟疾问题放不下？”现年82岁的李国桥说，“全球疟疾形势仍然严峻，疟疾仍然是非洲人民健康的主要‘杀手’，我曾经看到海南岛消灭了疟疾，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一定要帮助和看到非洲消灭疟疾，这是我的毕生理想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