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２岁的盲人范小君家住长春，以前拿着盲杖能顺利出行的他，现在很怕出门。

“横跨盲道上的电线杆、斜拉线、广告灯箱成了‘无影杀手’，经常被划得满脸是血，每次都揪心的疼。”范小君说。气愤时，他给电力、城管、市政等部门打过电话，“可是各部门相互推诿，根本找不到地方说理。现在我宁愿走在机动车道边上，也不敢走盲道。”

生活在北京的陈国跃故事更惊心。一次，他参加完盲人图书馆的活动，出门发现盲道“消失”了。陈国跃在“断头”盲道边左右犹豫不前，试探良久，才迈出一步，就不幸被路过车辆撞断了１３根肋骨。

记者长期跟踪采访的４７位盲人中，谈及行走盲道的“凶险”，每位盲人都至少能罗列１０次以上受伤经历。

为实地验证盲人们的现实遭遇，记者在北京市朝阳、海淀、西城、东城、丰台五个城区随机选取了１０条主要道路，同时利用百度街景地图对超过５０条主干道旁的盲道进行在线调查。结果是：全部６０条盲道均不具备盲人使用条件。

对盲人而言，且不说运动的机动车、电动车、自行车，各种我们平常视若无物的物件都可以成为无法逾越的“拦路虎”：斜拉电线、水泥隔离带、绿化带、石块、报刊亭、公交车站牌、树池……

６０条道路上，５６条盲道出现中断和消失情况；９条盲道存在方向和指示混乱；２条盲道上井盖丢失；朝阳区湖光中街路段甚至有长达数十米的盲道出现塌陷及严重损毁。

如果我们蒙上自己的眼睛，在这６０条盲道上，恐怕至少有３次将直接威胁生命安全，被划伤至少１０次，被绊倒或撞伤近３０次。

近３０年来，我们的城市建设中没有忽视盲道。公开报道显示，北京市已拥有超过１６００公里盲道设施、厦门市盲道总长度超４６１公里、无锡市区盲道总长度达４００公里……

但有几条盲道真正能让盲人敢走？

“盲道建设由助盲到伤盲，盲人由尝试行走到敬而远之，有很复杂的原因。”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技术人员赵林在调研中发现，很多地方的盲道建设规模大、投资高，但后期管理维护比较薄弱，普遍存在破损、占压等现象，不仅影响了盲道的使用效率，而且造成盲人朋友对盲道信心减弱，产生疑问甚至抵触情绪。

在北京，最符合规范的盲道在北京盲人学校。远离外部亮丽世界的盲人孩子在这里学习盲道的正确使用方法。

好不容易熟悉了一套规则的孩子们，如果知道童欣、范小君、陈国跃的遭遇，该怎么迈开自己的脚步？

３６岁的梁春吉和３４岁的李倩是一对全盲夫妇，经营着一家不小的盲人按摩院。

沏茶倒水、完成服务、熟练操作电脑为客人结账，夫妻俩在店内轻车熟路，不知情的人很难相信他们是全盲者。

“别光看这个，一踏出家门，我完全不知所措。”李倩说，“我们可以通过创业自食其力，但外面的世界不属于我们。”

拦住他们脚步的，不仅是盲道。

一次，李倩抱着突发急症的孩子到医院。“一下车就蒙了，被人挤来挤去，左右询问都没有人帮忙，也找不到医生，直到其他家里人赶到才给孩子挂上号。”

一个社会，为盲人，以及更大范围的残疾人群体，提供怎样的硬件设施和配套服务，折射的是整个社会的文明指数。

“这不是单纯依靠盲道长度就能够弥补的差距。”东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何志宁说，“让盲人敢于出行、安全出行、乐于出行，首先要从法律层面给予盲人和盲道足够的保障与规范。”

目前，我国保障盲道畅通的职责由市政、交管、环卫、城管等数个部门分散承担，大多数部门甚至不知道有责在身。职责不明直接造成多部门“踢皮球”乱象。“制定法规的目的是明确职责，从而杜绝监管疏漏和推卸责任。”何志宁说。

南斗智库政策研究顾问谢征认为，虽然我国已有《残疾人保障法》等５０多部涉及残疾人权益保障的法律、《残疾人教育条例》等１００余部专门性法规，但其中诸多细则并未给予配套的详细指标、监管标准和问责机制。

比如，国务院出台《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后，仅有少数几个地区出台了相应的地方配套法规，而且其中大多数条款对政府主管部门的职权范围和问责机制未加明确限定，多以“适当、应当、逐步完善”等字眼加以描述。

“这使得法规条例的实用性大大减弱。因此，未来不仅需要不断提升助盲服务意识，关键是明确更具操作性的要求和指标。”他说。

有没有规划？规划好后如何保证施工？建成后谁来维护保养？出了问题如何问责？……

“盲人出行是全流程服务，其中某一个环节做得再好，流程瘫痪也难以让盲人走出家门。”谢征说。

“繁忙的路口，绿灯亮了，一辆车却停止不前，惊慌失措的司机不断挥舞着手臂，绝望地喊着‘我瞎了！我瞎了！我瞎了！’随后失明症迅速蔓延，整个城市陷入一场空前的灾难……”

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玛戈代表作《失明症漫记》中的描述。

现实中，在海南（海口）特殊教育学校，当被问到“假如给你三天光明，你最想看到的是什么？”这群南海之滨生活的孩子中，好几个选择的答案是：大海。

文学化的虚拟场景，现实中的揪心答案，能不能深化我们对盲人世界的认识，让我们能以他们的角度来“看”世界，进而思考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将“盲人的世界还给盲人”。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主任郑晓洁认为，要做到这点，在清除导盲设施障碍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全社会助盲心态的培养。

“曾有盲人向我抱怨，残联好心将补贴发放到‘助盲卡’里，可在盲人看来是多少有点不切实际。”

原先，补贴是由街道直接发放，盲人最多也只要到街道领取，甚至有的街道会派专人上门发放。“现在却要盲人到银行自己去取，盲人连取款机都没见过，又如何会使用提款机取补贴？”她说。

即使盲人到银行柜台办理，同样会遇到很多问题。郑晓洁说，大部分盲人都无法用汉字签名，很多未经过专业助盲服务培训的银行也没法受理盲人存取款业务。“一张好心‘助盲卡’却为盲人带来了更大的不便，甚至带来了出行风险。”

关爱盲人不仅仅是搀扶盲人、清理盲道，而要贯穿到他们吃穿住学行的方方面面。

比如最普通不过的餐厅点菜，盲人对很多菜都不了解，需要更详细的介绍。用餐时，他们很难从盘中拣菜，用筷子进餐。“现在经过培训，很多餐厅都学会了用大碗和勺子接待盲人。”郑晓洁说。

银行、餐厅、美容美发店……郑晓洁和红丹丹教育中心一点一点推、一家一家谈。让商铺首先是接纳，然后到熟悉，进而到参与。这项盲人公益助残活动已经推进了１０年。

这十多年，郑晓洁们有成功，也有不甘。“成功在于我们坚持了下来，不甘在于我们仍在为下个月的经费而挣扎。”

但千般困、百般难都没有挡住热心志愿者的参与，他们中有退休职工、在校学生、社区工作者……分布在北京市各个地区。“红丹丹志愿微信群”里，一旦盲人朋友在微信中提出就医等出行需求，志愿者管理员会优先提示周边志愿者，从而对接有空闲时间的志愿者为盲人朋友服务。他们玩笑着自称是“滴滴志愿”。

志愿者刘熙源刚退休时空闲时间很多，也有精力，成为助盲志愿者后，他知道自己家附近就有两位盲人朋友。“他们都是独身一人，日常出行十分困难，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几乎不出门，现在我一有空就会陪他们到公园散步、去医院看病、银行取钱，他们放心，我也开心。”刘熙源说。

确实，连接起一个“灰色世界”和绚烂世界的，除了“道”，也少不了“心”。

疏开“道”，是给盲人们递上一支白手杖，更是排除社会文明的“盲点”；捧出“心”，才能让那个被忽略的平行世界真正在盲人生活中得到延伸。（记者魏骅、张颖、林苗苗，参与采写：吴茂辉、郭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