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告官”取证难怎么办？可以与“一把手”对簿公堂。

“去法院起诉，需要当事人拿出证据。但有的证据在行政机关手里，他们不给，老百姓也就没法起诉。”从业２０多年的律师马天岳说，以房屋拆迁为例，立案登记制实施前，老百姓起诉到法院，法院还要找政府了解情况。几天过去，房子被拆了可能案子还没立上。立案登记制实施后，“先拆后诉”的现象将成为历史。

“如果你把证据故意捂在被窝里，无论你是市长还是局长都有可能站上被告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说，立案登记制改革对行政机关首长出庭应诉制度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一方面，“一把手”能够将政府制定政策初衷在法庭上向民众更好地解释和说明；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行政机关更好地审视自身行为是否合法合规。

立案登记制改革无形中赋予了法院更多的社会治理与监督职能。过去基层单位用“红头文件”堵住了很多问题，甚至为行政机关违法违规施政做背书，而新的《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明确，法院可以对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一并进行审查。“这不仅对法官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意味着‘红头文件’不能再‘有权任性’。”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负责人陈良刚说。

“案子多了好几倍，法官还是这些人。”除了立案数量倍增，审判难度也在不断加大，本来就面临“案多人少”困难的法院压力骤增。

“各级法院已经建立起一整套制度保障，密切关注并及时解决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问题，同时强化人员责任意识。”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甘雯说。自5月份起，全国各级法院正在调动一切力量应对这一场司改大考。

在安徽，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全市两级法院所有具有审判资格的人员，无论是院领导还是综合保障部门人员，均参与审理案件。同时，针对大标、疑难复杂案件，组成专门合议庭，审判长由院、庭长担任。以减轻一线法官的审判压力，提高疑难复杂案件的审理水平。

在北京，我国首批跨行政区划法院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进一步推动审判工作规范化和标准化，将案件进入业务庭的流程分解成１０个环节。庭长、法官、法官助理及书记员每一个工作角色都明确各自职责和业务流程，通过流水线作业显著提高了审判效率。

在上海，徐汇区人民法院建立诉调中心，引入行政调解、行业调解、人民调解以及其他的仲裁复议等纠纷解决机制。该院５０％以上的简易民商事案件在诉调中心就得到解决。同时，着重实现案件的繁简分流，让法官办精品案，简单案件通过速裁程序解决。

立案的门槛降低了，虚假诉讼和滥用诉权的现象逐步显现。日前，上海浦东新区法院接到一起诉讼，当事人起诉演员赵薇“在电视中瞪他”，要求法院予以登记立案，引起舆论热议。

上海浦东新区法院的遭遇并非个案。在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立案庭，有的当事人退休后觉得单位给自己的级别待遇太低，想起诉单位；还有的当事人享受了福利分房、货币分房，但没有以前的老同事分得好，也想用打官司解决问题。

全民法律意识增强是进步，但拿起法律武器维权的前提是“严格守法”。甘雯表示，最高法此前预测到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中可能出现的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滥用诉讼等问题，在现有法律制裁基础上，相关部门也在研究如何加大对类似问题的惩治力度。

为减少当事人滥用诉权等问题的发生，各地法院也在积极探索。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实施“诚信诉讼承诺书”制度。当事人或者律师签署承诺书，承诺所提交的相关信息真实、杜绝在审判活动中滥用诉权以及虚假陈述等内容，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还有一些法院尝试发挥信息共享和风险提示功能，对于虚假诉讼嫌疑但尚无法确认的案件，在立案庭移交给审判庭时，通过随卷附告知书的形式提示审判法官，最大限度降低恶意诉讼对司法资源的浪费。

天河区人民法院则创新性地运用“手机轻应用”的形式，通过制作“一图读懂立案登记”，让百姓能够通过手机轻松了解到“什么官司可以打、什么不该打”等问题，从而在源头上解答了公众对于立案登记的疑惑，同时通过严谨的诉讼流程演示，让民众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法律并非儿戏”。

“我国社会目前面临的诚信危机，如何防范虚假诉讼，是落实立案登记制必须考虑的问题之一。”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亚新认为，滥用诉权行为，不仅浪费国家有限的司法资源，而且损害司法权威；不仅侵犯其他公民权益，而且动摇整个社会的诚信基础，严重破坏国家法治秩序。

王亚新等专家一致认为，对于这些滥用诉权的行为，需要加大惩治力度，依照情节轻重，根据法律规定分别追究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从而通过制度设计营造法制管理的社会环境。（记者：熊琳、魏骅、詹婷婷 参与采写：罗沙、鲁畅、毛一竹、黄安琪）